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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柳村导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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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伟国: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

July 20, 2017

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学。可是,提起我的大学同班同学,真的是感慨万千,千言难尽。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1962级的学生。入学报到时,全班30位同学。到1968年秋离校,是26位同学。离校以后,更有好几位同班同学离开了人世,已经确知的就有:陈振来、米受光、薛余才、田永祯、王松珉、夏宗勇同学。有几位同学,从离校后就一直联系不上,至今毫无音讯。还有几位同学,近年来也已失去联系,情况不明。现在回过头里看,我们在校的六年,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内容。就以我们班的四位同学为例,他们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那是一场怎样的浩劫。

一.殒命武斗场

  当时人民大学师生分裂为“人大三红”和“新人大”两个群众组织。随着文革的深入,两派的争斗日趋尖锐,不但各自划分了地盘,成立了武斗队,实行武装割据,而且相互间不断地摩擦和冲突,最终失去控制酿成大祸。1968年5月22日,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,在人大校园爆发。这是文革期间北京高校唯一一场面对面刺杀的血战。

  这场武斗,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。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,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、拉铁丝网、修筑工事。一到晚上,聚光灯四处照射,就跟战场一样。那天挖沟时,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,对方又再掀过来。掀着掀着,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。从泥土对扔,到棍棒交加,直到出动“武斗队”拼杀。

  我是“三红”这边的。那天下午,我在楼下,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。突然,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,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:“西面打起来了!西面打起来了!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,不知道啊?”“怎么啦?”我们问。“打起来了!都打起来了!”他使劲地嚷着,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此时,“哗啦”一声,“武斗队”从总部大楼出发了。我们这才知道,事情闹大了。

  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、手持长矛,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“增援”,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,就像踩在心上,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。那步伐之整齐、神情之坚决、训练之有素,堪与正规部队相比。可是,那是上什么战场?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,这一去,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。我们想跟着去,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。我想也是,我们跟着去,只能给他们添麻烦、增加负担,所以没有坚持。

 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(当时的新图书馆,是“新人大”的总部所在地,现在叫图书馆东馆)。往日的同窗,就这样手持长矛,面对面,作生死拼杀,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。短短的几分钟,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。短短的几分钟,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。短短的几分钟,就失去了3条生命,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。听说,他身上被捅了7个窟窿(也有说是中了11枪),其中一枪刺穿心脏,当场身亡。听说,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,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。

  当时,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。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。很快,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。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,身上血迹斑斑,脸色冷峻,好像都很坚强。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。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“武斗队员”护送,以防对方途中劫持。护送人员中,还有一位黑色长裙的女同学,引人注目。

  这一夜,开始是异常的寂静,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。到半夜时分,突然,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“国际歌”,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。我们一听,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,个个都面面相觑。后半夜,传来话说,“有你们班的一个”,我们大惊。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,叫陈江,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。我们还都抱着希望,不敢相信,也不愿意相信,总觉得不会是他,但愿不是他。大家都一夜未眠。第二天,天刚亮,得到了确凿的消息,真的是他,真的是他呀!

  虽然被分成两派,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。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,很朴实、很正派,为人做事认真负责,从不张扬,体格也并不健壮。尤其是,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,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。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,不是一般的表现好,是不会有机会上人大的。他平常很谨慎、也很到位,有什么事情,既不冲在前面,也不落在后面。虽然我们班同学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,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,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。对这场“文革”,他更是格外的谨慎、格外的认真。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?他并没有参加“武斗队”,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,怎么会这样呢?我想,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,在面临风险的时候,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,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,尽管手无缚鸡之力,尽管满心的不愿。

  几十年后,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。那天的情况是,“新人大”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,装备、训练、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。第一线的“主力部队”交锋几下,很快就顶不住,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。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,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,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,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、拖把就跑过来。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。而“三红”这边提前有所准备,在装备、训练、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。双方在实力上,明显不在一个档次。

  由于“新人大”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,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。当“三红”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,现场发生混乱,指挥失灵。有的见势力不妙就往后跑,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,有的心里还想着“坚强勇敢”的人还在往前冲。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,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,就被无情地刺上了。

  只几分钟的时间,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。等“三红”稍有后退,这边的人大喊:“刺死人啦!快救人啊!”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。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,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,满脸满身都是血,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。

  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。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,说已经不行了,不用送医院了。等到了积水潭医院,医生确诊已经去世。这时,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、满脸是泪。所有在场的人,都哭成一片。谁都没想到,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。

 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,陈荣祖躺在那儿,满脸的血污,紧闭的双眼,那毫无血色、苍白得吓人的脸,那浸透了血渍、被刺破了的衣服,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。也说不上整容,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。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,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。他的衣物还在被“三红”占据的东风三楼,不敢过去拿。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,给他穿上。临离开这个世界,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。

  更痛心的是,他家在苏北农村,景况十分贫寒。而且很早就结婚了,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。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,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,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。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,在住宿的楼里,一个门、一个门地拍打着,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,呼天呛地,悲痛欲绝,寻找着她的丈夫,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。她,一个农村妇女,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,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。整整一夜,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。

  第二天,到了积水潭医院,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,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,撕心裂肺地哭叫着,翻开丈夫的衣服,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,几次昏死过去。见者也无不落泪。

  事后,因为是群众组织,没有经济能力,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。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,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。最后,我们班的李原好、王松岷、朱婉珍、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。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,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,磕头嚎啕大哭。几个同学把她扶起,也都哭成一团。车开了,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,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。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,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,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、泪水盈眶。

  在这一边的我,虽然不能为他送行,几十年来,他却始终在我心上。直到退休前,我给每个班讲课,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,都要讲这件事,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,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,好好学习、努力工作。1990年代的一天,我讲完后,下课时,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,对我说:“老师,你讲的,就是我的叔叔。”

  直到现在,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,总在想,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,可是他呢?他在哪儿呢?我还曾试图寻找过他的血衣,听说是保存在田永祯同学那儿,可惜田永祯同学也已离开了人世,就无从继续。

  值得欣慰的是,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,我终于找到了陈荣祖同学的儿子陈东林,并取得了联系。在经历了当年天塌下来一样的苦难之后,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他坚强地站立了起来,如今是地方税务局的一名干部,成家立业,生活幸福,还有了一双儿女。

二.相互抓捕

  两派的仇恨,不但表现在武斗上,平时还多次相互抓捕。1967年11月12日,“新人大”抓走了“三红”成员王昆顺,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恶劣先例。于是,双方在校内外都想方设法伺机抓捕对方人员,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。

  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,一旦被对方抓去,结果都是很凄惨的,至少是要挨打的。打的轻重,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,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、职务;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,即所谓“罪行”的大小;以及“认罪”的态度。至少要打得求饶,发表“反戈一击、弃暗投明”的声明,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。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,签字画押,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。此时的“反戈一击”,名为重新站对立场,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,实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。在“文革”中,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,被认为是最可耻、最卑劣的,比走资派、黑五类还要坏。

  而且,如此这般之后,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,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。这样回来以后,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,而且精神压力很大,抬不起头来。同一派的人,也有看不起他的,影响队伍的团结。看着被抓去的人,如此凄凄切切,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,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。所以这种做法,是很卑劣的。

  被放回来的人,有的就此消沉,不敢再干。有的就一反常态,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,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,更为了复仇,咽不下这口气,会更加无所顾忌,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,或豁出去拼命,在争斗中不顾生死、冲在前面。

  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,在“文革”时的特有表现。当然,这样对待被抓人员,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、满门抄斩,又要“文明”多了。

  这种事竟也落到了我们班同学的身上。

  一次,我们系有几个“三红”同学上市里去,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,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:柏承庆和张春,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。对方看见是“三红”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,十几个人猛扑过去,光天化日之下,就公然抓人。柏承庆个子小,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,没引起他们注意。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,躲过一劫,得以回校报告。而同去的张春则没有那么幸运,被对方抓走。

  张春被抓走以后,我们都很担心,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。

  可能是集中交换“俘虏”,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。张春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。那天,忽听门外喊:“张春回来了!”我赶紧过去,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。只见他紧闭双唇,神色怆然,脸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,看来被打得不轻。扶他时,碰到哪儿,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。躺下后,什么话也不说,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。我们看着都很心疼,情绪也很激动。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“三红”的小组负责人,因此而多挨了几下。他是被抓到北三楼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,而北三楼正是两年前我们住的宿舍。

  当时,有一位我系“新人大”造反团的同学(从对方“新人大”造反过来的同学,不直接加入“三红”而是单独编队)看到这情景,气愤得不得了,径直跑到总部大楼,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。通常打对方人员,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,而且即使是外系的,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。这次,他可是不管这些,上去就打,可见已气愤至极。

  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。随后“三红”派来了一辆救护车,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了北医三院疗伤。这之后,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,我们也再没提起过。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,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。毕业分配,他去了东南沿海的一个乡镇。近十几年,只听说他回到了河北迁西老家的一个工厂,却再也没有联系上,很让我们牵挂。

  两派也由此积怨日深,愤恨难平。即使已经到了1968年7月,工宣队进校掌管了大权,就要“大联合”了,“三红”的一些人却依然要抓人报复。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张春被“新人大”抓去打过,“三红”这一面的就要反过来抓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同学报仇。

  由于对方的同学已陆续搬回原宿舍,反而更好抓一些。名单都定好了,先是要抓许昭忠同学。我们班“三红”的柏承庆同学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况,出于同学情分,十分着急,通过朱婉珍同学设法转告了过去。许同学闻讯赶紧避开,得以逃过一劫。但我方“三红”依然抓走了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另一位同学,即我们的班长李原好。在李同学回东风三楼不久,一个晚上,已九点多,他被三四个蒙面人从床上拖走,两手被绳子捆住,头被蒙上衣服,拖到了“三红”总部的新教学楼地下室。

  到了那儿,眼睛被换成黑布蒙上,就立即遭到审讯毒打。边问:“你为什么参加‘新人大’不参加‘三红’?你为什么保郭影秋反对孙泱?”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,打得他两眼冒金星,鼻子、嘴角都流出了血。打人者又喝道,要他跪下,他不肯。上来一个人猛踢一脚,击中右腿,当即就造成骨裂脱臼。李同学“啊”的一声惨叫摔倒在地,打人者还不放过,又接连几个小时的皮带抽、棍子打,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多。这时的李同学只能躺在地上呻吟,脸上阵阵抽搐,混身遍体鳞伤。一天一夜没吃没喝,屎尿都拉在身上,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,还留下了后遗症,至今行走不便。

  在“新人大”同学的努力下,解放军、工宣队主持正义,对“三红”的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,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。此时的他浑身伤痛、两眼看不见东西,已无法行走,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把他背了出来,上了救护车,送到了医院。同班的两位“新人大”女同学陪同前去,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天里,对李同学精心照料。在这时又一次显示出人性的光芒,同学之情,如同手足。

  这事在当时我并不知道。事隔几十年之后,李原好同学才告诉了我详情。而那位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,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。

三.摧落的花

  1967年初,人大的两派由说不到一起,发展到住不到一起。“新人大”一派撤离原住地,往北集中。“三红”的留在原地。我原本不是“三红”的,当“逍遥派”回老家住了几个月,等回来一看,也不知那些同学上哪儿去了,就留在原宿舍,成了“三红”的了。这段时间里,我们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楼(东风三楼的三层楼),她们女生在二楼。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,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。

  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,我不能更多地叙述她的事情。但想说的是,这决不是通常“移干柴近烈火、无怪其焰”的老套故事。因为她和一位外国留学生交了朋友,有所往来,被留学生楼的管理员告发,竟然引起了安全机关的关注,怀疑她“向国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”,下令对她和她的男友,两个都要抓,尽管她本人是归国华侨、而那位留学生还是某国左派组织负责人的后代。

  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,以“革命群众”扭送公安部门的办法来进行。这个“任务”由我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了。他们暗暗盯梢,在这位女同学进到留学生宿舍后,等到晚上再一拥而上,砸门而入,把她从衣柜里拖了出来。在所谓“扭送”的时候,她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,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,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,几近裸体,残忍至极。

  在被公安部门拘押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,没有审查出所谓“向国外泄露国内文化大革命情况”的问题,她又重回学校。我下去看她的时候,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,语言很平静。我没有劝慰她,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。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,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。她能这样地面对,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。

  她还告诉我,在被抓之前,她外出进城看她姐姐时,已经被多次盯梢。她都已经认出盯梢的人,就是我系低年级的某个自以为有“公安工作遗传潜质”的人。在多次的被盯梢中,她也学会了在街上走路时,从橱窗看身后的人影,再突然回头反方向走,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儿、不知所措。

  这个低年级同学当“特务”的伎俩实在是很不成熟。她说,有次她发现后面有盯梢的,便临时突然上了辆公交车,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着上车而兜里却没准备买票的钱,便跟那售票员吵了起来。她一看,又是这么回事,就立即下车,把那人甩在了车上继续跟售票员吵。

  现在的人们,谁能想到那年那月,同学之间竟会演变成这种关系。或许,正是盯梢者几次挫败而心生怨恨,加重了后来对她围殴的凶残。

 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,这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“监护”。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,可也是一把血泪。那天,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,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。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、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,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。那时,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。在湖南社教的后期,我和她在一个大队,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。虽说是同一个大队,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,很少碰到。不像北方平原上,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大队。

  离校十多年后,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,还见了次面,她美丽依然。我们班的同学中,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。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。“文革”前,她深情地对我说过,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,第一次听到“歌唱祖国”的乐曲,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,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,都抑制不住,从心底里呼喊:“回家了,回家了!”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,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、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。

  她的父亲是国外某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负责人,为了世界革命,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,历尽千辛万苦,撇家舍业,难以顾及亲人,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,最后却是这个结果……有很多话,在此,我不便于说。但是,她的遭遇,太不公平、太不应该、太伤人心。

  她不一般的身世,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。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。这几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,寻找过她,始终没有结果。我说,让她静静地生活吧。有相当一部分“文革”过来人,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,远离曾经的人,远离曾经的事,默默地疗伤。我们能理解。我祝她幸福,祝她平安顺利。

〔作者:陆伟国,1945年生,上海市人,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。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。〕

□ 根据《风霜雨雪忆年华(1962-1970)》(漓江出版社,2012)整理而成。

转自《华夏文摘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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